高考语文题

Q1：【试题举例】（2013年辽宁卷）任何民族的饮食乃至由饮食折射出的文化特质都体现了这个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风范。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体现在“和”字上，“和”有“中和”“融合”之意。中华饮食的发展鲜明地体现了“和”文化的思想精髓。中华饮食起源于农耕文明，大量食物来自土地。随着民族文化的交融，汉族逐渐接受了游牧民族的“肉食”饮食方式，扩大了食物范围，丰富了饮食结构。汉唐以后，中亚及东南亚等地的食物品种大量引进，增补了中华饮食品种。近世以来，西方饮食理念与方式得到认同，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华饮食形态逐渐形成，翻开中国食谱，到底哪种是地道的中国食物或外来食物，人们恐怕已经模糊。大量外来食物品种能够进入中国并转化为饮食的有机部分，不仅在于地理条件与自然气候为其提供了生长发展的基本环境，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国人将其放在“和”文化的平台上加以吸纳。在外来食物或饮食方式的同化过程中，中华饮食突显出“本土化”的内在机制与运作模式，而本土性是始终坚持的首要原则。中国南方多水田，北方多旱地。米和面成为中国人的主食，水、旱地中生长的瓜果蔬菜成为与主食相伴的食物，家畜、水产品及野猎的动物大多成为改善人们生活的佳肴。尽管这种饮食结构及生活方式在物质极大丰富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华饮食最根本的本土性特质却仍以不同形式存在，且构成中华饮食文化体系最为坚实的基础。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提供“中式餐饮”的餐馆与酒店中，中国本土化饮食要素不可或缺。只有中国本土性的饮食原料与中国厨艺有机结合，人们才能真正品尝到中华美食的滋味。中华饮食引进外来食物的过程中，一是接受，二是消融。引进接受是前提，消融改造是目的。经过消融改造的食物同时被赋予新的含义，融入到传统的中华饮食中。如原产非洲的油料作物“芝麻”，在中华饮食长期实践与探索中还被广泛地用为调味品，与本土饮食有机结合，被加入到许多甜馅、糕点、饼类食品中。中华饮食文化历久弥新，还在于不断汲取周边各民族及域外的有益文化元素，进而推动中华饮食文化的变革。如中餐“合餐制”的形成。自先秦两汉至唐代，进食采用“分餐”方式。南北朝时期，胡人用的被称作“胡床”和“貊盘”的器具开始逐步向中原地区流传。“胡床”即现在的马扎，“貊盘”是一种较大的餐桌，它们便于餐者起坐取食。这些饮食器具的大范围推广以及对其进一步的改造创新，打破了跪坐而食的局限，形成了围坐合食的进餐形式。而对“合餐制”的全面接受与文化认同，事实上也建构在“和”文化的理念之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的功能必然超越物质层面进入精神范畴，并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作为人类饮食文化的一种存在样态，中华饮食文化不仅在物质层面上体现了人对世界和自然的深刻认知与利用，更在精神层面上表达了人对美好事物不懈追求的愿望。在全球化时代，中华饮食文化并不会失去自我，而将在人类普遍的文化价值认同之下进一步为世界各国所认同。（摘编自肖向东《论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饮食》） 下列关于中华饮食的表述，不能体现“和”文化思想的一项是

Q2：【练习1】（2013年江西卷）病毒不同于其他所有生物，它不是由细胞构成的。一个细胞中的结构要进行生命活动：进食、产生能量、生长、对环境的改变作出反应。但这一切病毒都没有。当它呆在细胞外时，它实际上是很小的、无生命的、懒惰的颗粒。它进入细胞后，灾难就来了。所有的病毒都由两部分组成：核酸构成的核和包住核的一层蛋白质，在有些情况下是脂肪或类脂的包膜。蛋白质外表或类脂包膜（如果有的话）使病毒依附上细胞膜——然后病毒进入细胞。实际上这并不容易。病毒外衣的表面必须刚好依附在细胞膜的“接收器”的位置。即使在理想的条件下，病毒与合适的细胞的几千次撞击中，也只有一次能使它们正确地连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通常的病毒只对特定的细胞起作用。狂犬病和感冒则是最明显的例外，它们能感染的范畴级广。一旦病毒依附上细胞，它有几种方法穿过细胞膜进入细胞。在细胞膜上开一个小洞让它进去，有脂肪包膜的病毒能将它们的包膜与细胞膜融合而使它们进入细胞。当病毒进入细胞，它就开始回复成它自己了。要理解它都干了些什么，我们必须更进一步了解它的核酸中心。核酸存在于每个活的细胞和病毒中。它们有两种基本种类——DNA和RNA。DNA构成基因组合。这意味着一个特定的DNA里储藏了构造和维持一种特定生物体的信息。DNA是怎样决定生物的形式和功能的呢？它控制细胞和生物体制造蛋白质。不同的DNA产生不同的蛋白质，不同的蛋白质构成不同的生物体。RNA是干什么的呢？RNA在细胞中的主要功能是充当信息的传递者。它将信息从DNA（在所有细胞的细胞核中）传递到合成蛋白质的地方（在细胞核外）。DNA像模板一样造出正确的RNA，RNA又同样制造出正确的蛋白质。病毒要么有DNA，要么有RNA，但不会两样都有。在病毒中，RNA不是信息的传递者而是基因物质。病毒进入并强迫细胞制造出更多的病毒，必须有一些蛋白质和核酸的组合与细胞的类似。这种与正常分子成分惊人的相似性不是偶然的，它来自病毒对细胞或它的宿主长期的适应。实际上，自从地球上有生命以来，病毒和细胞就共同存在，共同进化。有一种曾经很流行的说法，认为病毒是在细胞之前出现的。这种说法现在看来不太好。一种更可信的可能性是说，病毒是在很久以前从它们的细胞中逃出来的基因物质。随着时间的变迁，这些“逃出来的基因”提高了独立的能力，能自我复制，在细胞中寄生——成了病毒。对它们的宿主细胞越适应的病毒，危害性越小。这就是病毒进化的形式。大部分的病毒感染完全没有危害，但那些进化得不完美的病毒引起的危害和痛苦则是巨大的。病毒有修复4000种人类混乱基因的特殊能力。把准确的基因附在经过处理没有感染性的病毒身上，使它进入有缺陷的细胞，这是修复这些细胞最好的方法。这种基因疗法还可能用来修复癌细胞的DNA。（选自《在岩石上漂浮》，有删改）下列关于“病毒”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Q3：【练习2】(2013年福建卷)时尚浅说黄毓璜辞典上时尚直白的释义就是一时风尚。作为社会流变、生活迁移、价值更迭驱动下的潮汐式性相①，主要是审美旨意、心理趋向在公众与日常的表征。其公众性、盲动性、愉悦性以及可仿效性的自身特质，决定了它浪打浪般的生长，成就其推进演化的广度、强度和速率；还不妨说，时尚作为时代的情感表征，乃是一个时代的种种合力使然。虽然其行也不远，此起彼落，时有变更，却不随一己好恶而兴废，不因拒之纳之而行止，称得上是一位无翼而飞、天生天杀的主儿。同时，时尚也并非可以简单地一面而论。其本身也具备种种包容的可能：既可孕育诞生之契机，亦可成为溃靡之温床，事情确实存在两面性。因势利导因而成为可能，圣者时也的名言，我行我素的标榜，也因而都在大本大宗的道理之内，是从不同侧面说明了人在自然化了的客体面前的主观选择和临世态度。不妨说，趋时是人类的天性，要不然ok、byebye也不至于那么频频挂到男男女女的嘴边。这一方面说明人的顺变能力，另一方面呢，也说明了人的从众心理他那样说的时候，未见得自己多么酷爱英语。可见，趋时大体指向外部关涉，关涉面子上的事，跟自己内心的好恶关系是不太大的。这原本毋庸置疑，须得一议的是：这里的时尚很可能成为一种压力，压迫人们划一了心志和产生超水平的企求。诸如就业上某些职岗的过冷过热，诸如婚嫁时房子、车子被列为必要前提面对种种时尚如骛趋之或心理失衡，人们有理由拒绝安分守己、安贫乐道的慰勉，也同样有必要顾及具体的现实条件和属于自己的选择。如果说人除了是一种物质存在还分明是一种精神存在，那么，与时俱进跟顺时迁变就不能是一回事。而且，执著于精神性的人还往往抱持跟时尚对视的姿态，所谓不随俗沉浮，大体描述了在物性和物化了的时尚面前保持一份心灵的高傲。不合时宜归根结底是一种精神境界，是抗尘走俗与超尘脱俗的起始点。我们无法在普遍的层面上要求人们都成就为精神上的庞然大物，可以肯定的则是：一个精神强健的人，一个有作为的人，一个不失尊严的人，无论是在春风得意中走马，还是在艰难困顿中蹒跚，都不能是一个失落自我而为时尚左右的人。（摘编自《啄木鸟》）【注】①性相：梵语，性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相是事物外观的表相。下列对文章所说的时尚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Q4：【练习3】（2014年石家庄质检一）防空识别区是一国根据自己的空中防御需要划定的一个空中预警范围。通常情况下，以该国的战略预警机和预警雷达所能覆盖的最远端作为“防空识别区”的界限，可以从领海基线向外延伸几十至数百海里不等，它比领空和专属经济区的范围要大得多，根本不属于国际法中的主权范畴。一般来说，设置“防空识别区”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国籍不明的飞机侵犯主权国领空，提示或警告进入“防空识别区”的他国军机不要误入或闯入主权国领空。防空识别区是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安全而设立的，完全是一国的单方面行为。对于进入防空识别区的航空目标。国际上有通行的处置原则。一旦发现对方目标进入防空识别区，设立防空识别区的一方识别目标后，在实施G波道广播的同时，向军事最高当局通报情况，并加强雷达监控，同时立即提高防空导弹的警戒，命令空中待战的飞机前往这一区域，或者令地面战斗机做好拦截准备。通过对目标航向、机型、速度、姿态和以往情报的进一步掌握，判断目标有无敌意。对于有无敌意的判断，通常把握三条原则。一是目标在防空识别区内停留时间长短，如果较短，并依照指令行动，即可以认为“误入”或者“无害通过”，不采取武力措施。二是如果停留时间过长，不听从全球通用G波道广播劝告，目标继续沿防空识别区外沿飞行，且飞行速度没有变化，无意进入对方领空时，一般采用跟踪飞行的方法进行监视；如果对方飞机续航时间过长，通常采用轮换监视飞机批次的方式保持持续监视。三是目标不听从劝告，且航行方向直指对方领空，从机型、姿态、航线等能够判明敌意，即可在目标进入领空时按最高当局指令采取攻击手段，将目标击落或者迫降。　自1950年美国最早建立空中识别区以来，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德国、缅甸、土耳其、泰国、中国台湾地区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相应地建立了海上空中识别区。尽管各国和地区关于防空识别区的范围、作为限制对象的航空器的种类、目的等内容不尽相同，但防空识别区自20世纪5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默认，成为国际法所默认的事实存在。与其他建立了防空识别区的国家相比，日本防空识别区的划定范围可以用“霸道”一词来形容。日本防空识别区是一个巨大的正五边形，其最西部距离中国大陆东海海岸线仅130公里，最南部与中国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呈重叠状态，西北部更是过分到距离俄罗斯海岸不足50公里。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向国民制造“受威胁”的假象。其每年4次公布针对“可能侵犯领空”外国战机的紧急出动次数，最近两年一直宣称针对中国飞机的紧急出动次数在急升。但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中国海军运8电子侦察机尚在东海中线以西飞行，日本就已出动战斗机进行近距离跟踪拍摄，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P-3C反潜巡逻机则在中线以西的中国东海油气田上空大摇大摆地盘旋着。2013年11月23日，中国宣布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覆盖大部分东海海域，要求在区域内航行的航空器向中国通报飞行计划，对不配合识别或拒不服从指令的航空器，中国武装力量“将采取防御性紧急处置措施”。　 下面关于“防空识别区”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Q5：【试题举例】20世纪后期，陕西凤雏村出土了刻有“凤”字的甲骨四片，这些“凤”字的形体大致相同，均为头上带有象征神权或王权的抽象化了的毛角的短尾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鸑鷟，凤属，神鸟也．……江中有鸑鷟，似凫而大，赤目。”据此，古代传说中鸣于岐山、兆示周王朝兴起的神鸟凤凰，其原型应该是一种形象普通、类似水鸭的短尾水鸟。那么，普通的短尾鸟“凤”为何在周代变为华冠长尾、祥瑞美丽的神鸟了呢？我们看到，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只有鸟纹而没有凤纹，真正的凤形直到殷商晚期才出现，而且此时是华冠短尾鸟和华丽而饰有眼翎的长尾鸟同时出现，可见“凤”是由鸟演变而来的。综观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凤鸟的演变应该是鸟在先，凤在后，贯穿整个商代的不是凤而是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商人的历史中鸟始终扮演着图腾始祖的重要角色。《左传》记载郯子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九扈为九农正。”凤鸟氏成为“历正”之官，是由于它知天时，九扈成为“九农正”，也是由于它们带来了耕种、耘田和收获的信息。殷人先祖之所以“鸟师而鸟名”，应该是由于这些随着信风迁徙的鸟，给以少皞为首的商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四季节令的消息。对凤鸟的崇拜起于商代，其鼎盛却在周代。正是在周代，“凤”完成了其发展程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变为神鸟凤凰。许多历史资料记载了周王室在克商前后对“天命”的重视。《尚书》“周书”十二篇中大量出现的“命”字多指天命，“殷革夏命”也是常见的语句。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结束后，紧接着就“不革服”“格于庙”（来不及换衣服就到神庙参拜），这个“庙”自然不可能是周庙，而是商人的神庙。这说明周王室急于把商人的正统接过来，成为中原合法的统治者。周人之所以宣扬天命，归根结底在于强调“周改殷命”是出自天的意志和抉择。那么有谁能给周人带来“上天之命”呢？根据当时的社会共识，最合适的就应该是“天的使者”——凤鸟。《国语》云：“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即岁星，鹑火即柳宿。古人把赤凤叫作鹑，看来周人选择克商的时间也是寓有深意的。（摘编自何丹《试论中国凤文化的“历史素地”及其在文化类型学上的深层涵义》） 下列关于凤的形象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Q6：【试题举例】(2013年新课标全国卷1)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自司马迁《史记》以来即有异说，清代学者崇尚考据，对此议论纷纷，如汪中作《老子考异》，力主老子为战国时人，益启争端。钱穆先生说：“老子伪迹不彰，真相大白，则先秦诸子学术思想之系统条贯始终不明，其源流派别终无可言。”大家都期待这个问题有新的解决线索．过去对于古书真伪及年代的讨论，只能以纸上材料证明纸上材料，没有其它的衡量标准，因而难有定论。用来印证《老子》的古书，大多收到辨伪家的怀疑，年代确不可移的，恐怕要数到《韩非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但这几木书成书太晚，没有多少作用。近年战国秦汉简帛佚籍大量出上，为学术界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地下材料，这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考虑《老子》的时代问题。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内有《老子》两种版本，甲本字体比较早，不避汉高祖讳，应抄写于高祖即帝位前，乙本避高祖讳，可能抄写于文帝初。这两本《老子》抄写年代都晚，无益于《老子》著作年代的推定，但乙本前面有《黄帝书》四篇，系“黄”、“老”合抄之本，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术界对早期道家的认识。郭沐若先生曾指出，道家都是以“发明黄老道德意”为其指归，故也可称之为黄老学派。《老子》和《黄帝书》是道家的经典，在汉初被抄写在《老子》前面的《黄帝书》显然在当时公众心目中已据有崇高位置，不会是刚刚撰就的作品。同时，《黄帝书》与《申子》、《慎子》、《韩非子》等有许多共通文句，而申不害、慎到、韩非二人均曾学黄老之术，这些共通之处可认作对《皇帝书》的引用阐发。申不害和慎到的年代，前人推为战国中期，《皇帝书》不应更晚。至于《皇帝书》与《老子》的共通之处也甚多，如《皇帝书·经法》篇云“王天下者有玄德”，什么是“玄德”，文中未见解释。查《老子》五十一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之谓玄德。”帛书所讲“玄德”显然由此而来。此例甚多，那么为《皇帝书》所称引的《老子》必须再早上一个时期，也就是不会晚于战国早期。古书中有关老子和孔子关系的记述很多，但矛盾和可疑之点不少。进来有陈鼓应先生《老学先于孔学》一文，专门讨论《论语》受《老子》的影响，用以证成“《老子》成书早于《论语》”。如《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无为而治”是老子的学说，细味孔子的话，是讲唯有舜称得起无为而治，很像是针对已有的学说而发。《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朱熹指出：“或人所称今见《老子》书。”因此这一条是《论语》引用《老子》的铁证，而且是对《老子》的批评。从这些情形来看，古书所记老子长于孔子，可以认为是确实可信的。（摘编自李学勤《〈老子〉的年代》）下面关于作者写作本文的原因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